读《历史的教训》
在写特斯拉的崛起的时候，偶然在网上看到这样一段话：
后来，王岐山调任中纪委。2015年，历史出身的王书记总喜欢从历史的角度看问题，向大家推荐了威尔·杜兰特的《历史的教训》。这本书充满辩证转化的视角，文笔优雅，主题深刻，主要是讲我们都是人类整体文明的继承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会从彼此学习，竞争是为了合作，合作就是竞争。
因此便把这本书找了过来，正好图书馆可以很方便地借到。
书不大也不厚，快的话一个下午就能读完。作者是美国著名学者威尔·杜兰特，他另一部大名鼎鼎的著作是花费50多年时间写完的《世界文明史》，而这部小书正是作者从卷帙浩繁的文明史中提取出的精华部分以方便一般读者的阅读。除此之外，杜兰特在哥伦比亚大学师从著名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在其门下的另一位学生曾经在中国掀起一场新文化运动并以其独特的人格魅力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这便是大名鼎鼎的胡适先生。历史就是这样以一种奇妙的方式串联在一起。
回到本书，作为一名历史爱好者，我很欣赏这种高屋建瓴的写作视角。历史的范围极其浩大，而要从中发现规律首先就需要对其进行分类，作者以此为目，从地理，生物，种族，人性，道德，宗教，经济，社会主义，政府，战争等几个视角来讲述历史，在这里选取读书中印象深刻的片段列举如下：
历史从地理中获得的第一个教训是要学会谦逊。
人类所在的星球不过是宇宙中数以万计的星星点点中毫不起眼的一颗微粒，我们引以为傲的文明史相对于宇宙的发展轨迹也不过是弹指一瞬。当人们在对自己的学识和见解骄傲自满时，是否会意识到也许某块从太阳脱落的细小碎片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毁灭掉这个初生的星球，以一种极其野性而直接的方式。而我们之所以存在的原因，实在是由于一系列美丽的巧合与意外造成的。
地理好比历史所在的子宫，哺育着历史，规范着历史。
很明显，历史受到地质条件的制约，肥沃的河畔吸引着人类的定居，泛滥的洪水又驱动着部落的迁徙，被海洋阻隔的大陆板块诞生出各自独特而绚丽的文明，而犬牙交错，绵延悠长的海岸线也赋予英国，法国这样的国家无与伦比的贸易优势。然而随着科技的发展，飞机的航线形成一张密密麻麻的网包裹整个星球，这种地质因素也正在慢慢变小。靠天吃饭的日子结束了，勤勉而主动的人们正在将桀骜不驯的自然进行改造。
生命即是竞争，这是历史从生物学中学到的第一个教训。
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我们所有经济上的竞争，我们的争夺异性，我们的饥饿、爱情、悲伤与战争，和那些隐藏在丛林落叶之下，潜行于水中或跳跃于树枝之间，正在追逐、求偶、争斗和受苦的生灵，并无二致。
我们为了食物资源而互相竞争，在丰盛时期保持和平，在紧缺时期充满暴力。团结与合作是真实的，但它也只是竞争的手段和工具，目的是在同其他族群的竞争中获得优势。因为它不会像个人一样受到法律条文和道德规范的约束，竞争中的群体往往变得盲目和冲动，并以一种更加放肆的方式表达着我们的天性，这就是战争。尼采曾说过：
madness is rare in individuals, but in groups, parties, nations and ages, it is the rule.
生命即是选择，这是历史从生物学中学到的第二个教训。
不平等不仅是自然的和先天的，而且还随着文明的复杂化而增长。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大自然偏爱差异性，因为这才是选择和进化的基础。遗传上的不平等造就了每个人之间的差异，强者从这种差异性中脱颖而出，积累财富，并牢牢占据着已有的位置，社会于是开始分化，乌托邦式的平等已被生物学判了死刑。
生命必须繁衍，这是历史从生物学中学到的第三个教训。
就像差异性一样，大自然也十分青睐数量，因为量变是质变的先决条件。她不介意高出生率通常会导致在文化上变得不那么文明，而低出生率又与文化高的文明相伴。
马尔萨斯在《人口论》中说：如果人类的繁衍过快从而导致食物发生短缺，大自然有三种手段使其恢复平衡：饥荒，瘟疫和战争。但是科技的发展已经鲜明地反驳了他的观点，加拿大和美国出口了成千上万的小麦，杂交水稻的培育更是赋予中国这片土地极其强大的哺育能力。
文明是合作的产物，这是历史从种族斗争中学到的教训。
文明的兴起，成功，衰落和消失，依赖于人种的固有特质。
白色人种长期以来一直被各式种族理论所鼓吹。法国种族主义者戈尔诺在《人类种族的不平等》中写道，民族退化的唯一原因，就是他们经历了各种复杂血统的融合，他宣称雅利安人是上帝选择的最优秀的种族。德国作家们承认日耳曼人是最伟大的现代民族。美国作家格兰特在《即将逝去的伟大种族》中认为北欧人是人类文明的缔造者。这群来自寒冷北方的入侵者横扫了俄罗斯和巴尔干半岛，进入到南部地区懒惰而昏睡的民族居住之地，他们征服了印度，波斯，希腊和意大利，诞生了雅典人和罗马人，引导了文艺复兴，把美国和澳大利亚变成殖民地。
然而，这类种族理论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地图上任何一个区域，任何肤色的人种，都曾发展出令人叹为观止的文明。种族在历史中扮演的角色，更多的是准备性的，而不是创造性的。通过不同种族间的融合，为新的文明的诞生提供基础。
人性不会随历史的发展而改变。
历史大体上是由求新的少数人之间的冲突造成的，大多数人只为胜利者鼓掌欢呼，并充当社会实验的人类原材料。
具有开创精神的个人，是因为塑造历史的力量而赢得他的地位，也是因为历史的机遇而施展才能，像丘吉尔，拿破仑，马克思，列宁这一类人物，既是无数原因的结果，也会产生无穷尽的影响。
道德规范却会随历史的发展而改变。
道德是社会规则，充当社会告诫者的角色，借以劝诫其成员和团体，在行为上要和社会的秩序，安全和发展一致。
如果把历史划分为狩猎期，农业期和工业期三个阶段，就会发现每个阶段的道德标准都是不一样的。在狩猎期，一个人要随时做好战斗的准备，尽可能多的捕杀猎物，储存食物，男人需要尽可能多地拥有女人来繁衍后代。因此，好斗，残暴，贪婪和好色，在这个为生存而战斗的时代是一大优势。而步入农业期，勤奋开始变得比勇猛更加重要，讲究规则和节俭比武力更有价值，和平比战斗更加有利，一夫一妻制是两性数量大致平衡的要求。工业革命则又一次推翻了之前建立的道德规范，子女不再是经济资产，女人被解放出来，城市让人对婚姻望而却步，个人主义日益增长，宗教等超自然力量在教育的普及下失去支持。
伏尔泰说：历史是集人类的罪恶，愚蠢与不幸之大成。罪恶在每个时代都蓬勃发展，公元前2000年前的尼尼微遗址中就发掘出了骰子，从公元前3000年古代西亚亚述帝国受政府管控的妓院到现在大城市的夜总会，色情业一直存在，无处不有，古代文献中可以发现大量有关同性恋，淫秽文学，政府腐败，商品造假的内容。然而我们也必须注意到，通常所记载的历史与日常生活的历史大不相同，为了满足猎奇性的需求，历史学家们记录了那些特殊的事件，因为它是有趣的，反常的，因为没有人习惯看一部单调乏味的历史流水剧。但是在这些不幸与贫困，通奸与离异，谋杀与篡位的血腥画面背后，还有不计其数的正常家庭，他们拥有美满的婚姻，男人和女人和善且恩爱，与孩子们一起享受着有苦有乐的生活。
宗教的二元性
只要有贫穷，就会有神灵。
不论何时何地，宗教似乎都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对于贫穷或不幸的人来说，宗教带给他们超自然的安慰，它勾起了人们的幻想，希望和情感。千千万万的普通民众把这种安慰看得比任何自然的援助更为珍贵，它帮助家长和教师管教年轻人，让社会最底层的人有了存在的意义和尊严。通过宗教的一些仪式，人间的习俗变成了与上帝的神圣关系，从而形成稳定的力量。
拿破仑说：宗教使穷人不会再去谋害富人。
然而，教会也是由凡人组成的，他们往往也会犯偏执，腐败，巧取豪夺的罪过。国王足够强大时，教会便完全沦为他的政治工具，教会大权独揽时，便会把精力用在维护其正统地位上，通过伪造和杜撰圣迹来掠夺财富。虽然嘴上倡导和平，教会却煽动了16世纪法国的多次宗教战争。
用世俗制度取代基督教是工业革命的最高峰和最关键的结果，它动摇了我们今天的许多想法和行为。每天机器的不断轰鸣搅乱了人们原来对于生命轮回和成长奥秘的信念。科学技术的全面胜利提升了人类的能力和破坏性，向神圣的天命发起了挑战。
培根说：科学是已经被解放了的现代人类的宗教。
在我们这个时代之前的历史中，还找不到一个显著的例子证明，在没有宗教的帮助下，一个社会的道德生活也能成功的维持。法国，美国和一些其他国家，已经使他们的政府脱离了教会，但是他们仍然需要宗教在维持社会秩序方面给予帮助。只有少数几个社会主义国家，不仅与宗教脱离关系，并且还拒绝其援助，但这也很大程度上源于人们暂时将共产主义当作人民的宗教，它取代了教会，成为了安慰和希望的供应者。
财富集中是自然而不可避免的，可以借助暴力的或和平的强制再分配而得到周期性的缓解。
按照卡尔·马克思的描绘，历史是运行中的经济——个体，群体，阶级和国家为了食物，能源，材料和经济实力所展开的竞争。
毫无疑问，经济能阐明很多现象。由希腊、爱琴诸岛和小亚细亚的一些城邦形成的提洛同盟为希腊帕特侬神庙的建设提供了资金支持，埃及艳后克利奥帕特拉的埃及国库，复苏了屋大维统治下的经济枯竭的罗马，支付了古罗马三大诗人维吉尔的养老金和贺拉斯的农庄。十字军东征，就像罗马与波斯的战争一样，都是西方世界企图获得前往东方世界的贸易通道，而十字军东征的失败，导致了美洲的发现。美第奇家族的银行出资支持了佛罗伦萨的文艺复兴，纽伦堡的工业和贸易造就了德国杰出画家丢勒。法国大革命的到来，不是因为伏尔泰卓越的讽刺散文和卢梭伤感的浪漫小说，而是因为中产阶级已经上升到经济的领导地位，为了他们的企业和贸易，他们需要立法的自由，渴望得到社会的认可和政治权利。
历史告诉我们：the men who can manage men manage the men who can manage only things, and the men who can manage money manage all.
所以，银行家爬升到金字塔的最顶端，他们观察农业，工业和贸易的趋势，引导资金的流动，使我们的钱发挥出两倍甚至三倍的效用，他们控制贷款，利润和企业，进行风险最大而又收益最大的活动。从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奥格斯堡的福格尔家族，巴黎和伦敦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到纽约的摩根家族，这些银行家们都稳稳地坐在政府的议事厅里，为战争和教皇出钱，偶尔还会点燃革命的火花。可能这是他们权力的一个秘密，他们研究价格波动，知道历史总是会通货膨胀，钱是聪明人应当藏入地窖的最后一样东西。
在各种各样的社会中都是这样，由于每个人的实际能力都不一样，这些能力大都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财富的集中正是这种能力集中的自然结果，但是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这种集中程度可能会达到一个临界点，众多穷人数量上的力量与少数富人能力上的力量势均力敌，此时不稳定的平衡便会造成危险的局势。历史上对此有不同的应对方式，或是通过立法，用和平的手段重新分配财富，例如雅典城邦著名的梭伦改革和罗马教会的宗教改革，又或是通过革命，用暴力的手段强行分配贫困，例如罗马长达百年之久的贫民与贵族之间的战争与充满腥风血雨的法国大革命。
对资本主义的恐惧，迫使社会主义不断扩大自由；而对社会主义的恐惧，则迫使资本主义不断增加平等。
东方就是西方，西方就是东方，这一对双胞胎很快就会团聚。
资本主义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关系的进步，但是其历史进步性并不能掩盖自身的局限性。在完全自由的市场中，产业垄断，价格操纵，交易诈骗和不义之财的弊端屡屡出现。资本家总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这就使他们不断地扩大生产规模，国家政权因为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而不能对此进行有效控制，当生产量超过社会总需求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出现因生产过剩引起的工厂倒闭、人民失业的经济危机。
在上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十多个国家有过社会主义改革实践的经历。公元前2100年，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开始重视政府对经济的管控，古巴比伦汉谟拉比法典中曾规定牧民和工匠的工资。在埃及的托勒密王朝时期，国家拥有土地并管理着农业，但随着苛捐杂税愈演愈烈，罢工和暴力人数不断增加，农业和手工业因为缺乏激励而衰退，道德日渐解体，直到公元前30年，屋大维将埃及纳入罗马的统治下，秩序才开始恢复。公元301年，面对内部日益严重的贫困和群众不稳定的状态以及外部蛮族入侵迫在眉睫的危险，罗马皇帝戴克里先颁布《平价法案》进行社会主义尝试，但是在膨胀且腐败的官僚体系面前，这种事无巨细的控制根本无法实施。
中国也曾尝试过几次国家社会主义。汉武帝时期，土地资源国有化，政府提高所得税，大力兴建公共工程。国家囤积了大量的商品，低价购入高价卖出以维持国内物价的稳定。然而，汉武帝死后，不可抗力的天灾与人祸相接，迫使这项改革实验终止了。商人们抗议被高税制掠夺的收入，穷人们抗议生活费用的高涨，改革措施被一个个取消，几乎被人们忘得干干净净，直到后来王莽的出现。他也试图通过平准的方法来稳定物价，并以低息向私人企业发放贷款。那些因此而利益受损的集团暗地里联合起来，由富裕的刘氏宗族带头反叛，杀死王莽，废除他所制定的法律，一切又恢复旧制了。一千年之后，王安石出任宰相，推行一项广泛的政府管理经济的做法。他认为，国家应该把手工业和农业的管理权都掌握在自己手中，以其给与劳动人民帮助，使其不至任富人鱼肉。是什么让这次改革失败了呢？首先是税赋过高，以供养日益膨胀的官员系统；其次是每户一丁的募兵制，以应付蛮族的入侵；最后是官场的腐败。那些富人们因为自己的财富受到高税制的剥削，商业又被政府垄断，于是倾尽所能在变法中极力抹黑新制度，阻挠新制度的执行，直至新法被废除。
马克思曾预言社会主义革命应该首先在欧洲比较发达的几个资本主义国家内同时发生，但随着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现代社会主义的火光在俄国第一次出现。当时的俄国资本主义还处于起步阶段，因为沙皇政府在欧洲的战败，俄国经济濒临崩溃边缘，列宁和托洛茨基组建的新政府采取了共产主义的形式。这里的共产主义，也是战时经济，也许是因为出于对战争的恐惧，共产主义得以存活下来，但只消一代人的和平，它便很可能被人的本性所侵蚀。
马克思是黑格尔的弟子，但他却将黑格尔辩证法的意思解释成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斗争将以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而结束，但是如果黑格尔的正题，反体，合题公式应用于历史，工业革命是正题，资本主义对抗社会主义是反题，那么下一个状态就应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合题。而这种协调的现象，西方世界已经开始明显地进行，罗斯福新政通过以Relief，Recovery，Reform为核心的3R政策，运用政府的力量缓解了大萧条带来的经济危机与社会矛盾。凯恩斯学派认为政府的干预和介入可以稳定经济促进发展。中国的改革开放解决了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使中国迎来了30多年的蓬勃发展期。
民主制度的进化。
在一个社会中，个人的自由是需要某些行为规范约束的，所以约束是自由的先决条件，把自由搞成绝对的，它就会在混乱中死去。英国诗人Pope说：只有傻瓜才会对政府的形式提出异议。
政府的首要任务就是建立秩序，有组织的使用暴力，是避免无数私人手中的破坏性暴力的唯一选择，为了使力量不至于被分割和削弱，权力自然要集中于中央。因此，君主制似乎是最自然的政府体制，如果我们以兴盛和持续时间来判断政府形式，那君主制便是显而易见的胜出者，相对而言，民主制一直是其中的插曲。
从中国历代王朝的更替和罗马帝国长久不衰的昌盛来看，君主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然而当这个制度采取了世袭制时，所带来的愚昧，奢侈，裙带关系，不负责任和奢靡之风，可能要比高贵气质和政治风范多得多。现代国家的复杂性，让任何想控制它的单一头脑都归于失败。因此，大多数政府都是寡头政治：由少数人来统治。这少数人或是因为出身被选中，如贵族政治；或是被宗教组织选出来，如神权政治；亦或是因为财大气粗被选出来，如民主政治。多数人统治是不自然的，因为多数人是不能被有效地组织起来参与统一的具体行动的，但少数人却可以做到这一点。
主张贵族政治的人认为，与依靠神学，金钱或暴力掌权相比，靠出身当政是最为明智的选择。贵族政治使一小部分人从勾心斗角而又让人精疲力竭的经济竞争中解脱出来，从很小时候就开始，通过榜样，环境，下层官职培养他们，使其能够胜任政府的工作。这种工作需要特殊的准备，它不是普通家庭或一般背景可以提供的。贵族制度不仅是治理国家技能的摇篮，也是教养，礼仪，规范，品味的储藏和传播工具。然而，当贵族们专权垄断，自私短视压迫人民的时候；当贵族们盲目地迷恋祖宗之法，使国家发展迟缓的时候；当贵族们把人力和资源消耗在争夺王位和开疆拓土这一类王侯将相间的游戏中时，贵族制的优点也不能挽救它。受排斥的人民在激烈的反抗斗争中团结起来，新的富人阶级与穷人联合起来对抗墨守陈规与固步自封的贵族，断头台上砍下了数千贵族的头颅。
于是，民主政治开始走向历史的舞台。
柏拉图把政治演进归结为君主政治，贵族政治，民主政治和独裁政治相继出现的过程。而在这所有的政府形式中，民主政治是最困难的一种，因为它需要极大限度地普及聪明才智，而当我们自己变成主权者时，我们会忘记把自己变得聪明一些。教育是普及了，但是才智却因为头脑简单的人众多而永远受到阻滞。虽然如此，民主政治还是要比其他任何形式的政治都要好。它的害处较少而优点较多，他给人民带来的热情和友善远远超过它的瑕疵和缺陷。它给了人们思想，科学，事业以自由，这是使其得以成长所必不可少的。它推倒了特权和阶级的城墙，在每一代人中，它从各个阶层和地位的人中选拔出一些出类拔萃的人物。在民主政治的刺激下，雅典和罗马成为历史上最具创造力的城市，而在美国建国以来的200年里，也为大部分民众提供了空前丰富的财富。
民主政治目前专注于发展教育和公共健康。如果教育机会平等能够建立起来，民主政治将会是真实和公平的，因为这才是它的口号背后至关重要的真理：虽然人们不能做到生而平等，但是教育和机会的获得会让他们越来越接近平等。
战争的常态性
一位将军说，许多年轻人战死沙场让我们感到痛心，但是更多的人死于车祸而非战争，由于缺乏自律，他们中的很多人都任意挥霍，生活堕落；他们需要找到一个发泄口，以便能够让他们的好战，冒险与对平淡生活的厌倦得到发泄。如果他们迟早得死，为什么不让他们在战争的麻醉和荣耀的幻想中，为祖国而死呢？
战争是历史中司空见惯的事情之一，不会随着文明与民主的发展而减少。在过去有历史记录的3421年中，只有268年没有发生过战争。国家和我们一样拥有诸如好胜，骄傲，欲望等本能冲动，但是却缺少像我们一样的自我约束。如果国家预见到与某个国家的冲突在所难免时，它就会煽动其人民敌视那个国家，并且制造口号，把仇恨推到最高点。与此同时，它又强调自己是多么地爱好和平。
在十七和十八世纪，战争是贵族之间的竞争，与人民无关。当英国人与法国人开战时，英国人也能在法国安全地旅行；当法国人与腓特烈一世在七年战争中交战时，也不影响他们互相仰慕对方。然而随着信息交通，武器和宣传方式的进步，现代战争已经成为人民的战争，平民也像战士一样被卷入其中，为了赢得胜利，需要大规模地破坏财产与生命。现代的一场战争能把用几个世纪建设的城市，创造的艺术，逐渐形成的文明习惯化为乌有，而唯一可以聊以自慰的，就是战争促进了科学与技术的进步。
也许真的像有人说的那样，国与国之间的基本合作，只有当他们面对外来的共同攻击时才会实现。也许我们现在正在朝着竞争的更高层次迈进，我们也许会与其他恒星或行星上的野心勃勃的物种接触，不久可能会有星球大战。也许只有到那个时候，地球上的我们才会摒弃相互竞争的天性，成为真正的一家人。
真有进步吗？
会有另一个先知提费斯
也会有另一艘神船阿耳戈
载来受人爱戴的英雄
又将会有另一场战争
伟大的阿喀琉斯将会再次被送往特洛伊
历史一再重演，尼采甚至因为这种永恒循环的幻觉而发了疯。
从历史的进程中，我们认为人类的本性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在面对经常发生的状况，以及像饥饿，危险和性爱一样的刺激时，总是准备用最古老典型的方法去应对。所有的技术成就，都不得不被看成是用新方法完成旧目标：追求财富，争逐异性，在竞争中取胜，发动战争。在我们这个觉醒的世纪里，最令人沮丧的发现之一，就是科学的中立性。它随时愿为我们疗伤，也随时愿为我们杀人，它能为我们建设，破环起来也更厉害。
衰退和死亡是正常的，但是其内涵和思想永存，人死功绩在，伟大的文明不会彻底消逝。
无论对于个体还是国家而言，都无权要求生命永恒，长生不老。死亡是自然的，而且假如死亡来得正是时候，它是可以得到宽恕的。思想成熟的人面临死亡，也不会感到悲愤。荷马的读者，今天的人数远比他那个时代多得多，在每一座图书馆和没一所大学里，都存放着希腊诗人和哲学家的著作。创造性思想的这种经过考验的存在能力，才是真正的永垂不朽，才是真正的有益人心。
历史是如此的丰富多彩，以至于只要在事例中加以选择，就可以为任何历史结论找到证据。
现代人的生活虽然是不稳定的，混乱的，危机四伏的，但是和无知，暴力，迷信和疾病丛生的原始人生活比较，我们还不至于太绝望。在文明国家，最底层的人与野蛮人相比可能只是略有差别，但是，在这之上，成千上万的人已经达到很高的精神水平和道德水平，这是原始人难以企及的。毫无疑问我们的知识水平和平均数已经上升，远远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从这个角度而言，我们无疑是在进步之中。
历史首先是这一遗产的创造和记录，进步就是遗产的不断丰富，保存，传播和利用。对我们而言，研究历史不仅仅在于对人类的愚蠢和罪恶给以警示，也是要鼓励人类铭记有价值的先人。